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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約正典

    作者:克雷格·布魯姆伯格(Craig Blomberg

    丹佛神學院新約研究特聘教授

     

    正統派猶太教徒通常都排斥《新約》,這是因為《希伯來聖經》中反復宣稱希伯來人可以永生,並暗示不可將其他任何經書加於他們的聖經。自由派學者通常都反對將《新約》限制在27卷正典的範圍內,因為他們相信還有其他啟發性的早期基督教文獻、同樣值得納入經典。那麼在新約正典的形成過程中曾經涉及到哪些要素呢?這些要素合理嗎?

    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話語是永恆的,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舊約》中的先知也承認神啟的不完整。《耶利米書》31:31-34中最清楚、最全面地預言了將來的一個新約,但是《舊約》其他許多章節的文字中卻是期待一個新的彌賽亞時代的到來。由於摩西之約給人類帶來了一個”約”的書寫(該詞在希臘語中寫做diathêkê“聖約”),因此人們期待一個隨新約而來的書面聖約亦是合情合理。至少特士良(Tertullian,迦太基基督教神學家)在二世紀末就已經提出了這個觀點。

    但是《新約》的形成經歷了怎樣的一個過程呢?在《彼得後書》3:16中人們已經讀到有關保羅的“信”,這可能意味著在 1 世紀這些內容就已開始被收集到一起。到二世紀時,四福音書便時常合在一起在民間流傳。(大約在公元 180 年,已經出現了一部四福音合參書。)現存最古老的幾乎完整的《新約》手稿成書於四世紀,但是這些手稿的前身可能在三世紀便已經出現。起初,人們對新約各卷的順序未達成一致意見。人們自然而然地將福音書歸為一類,將保羅的信歸為另一類。《啟示錄》當然排在最後一位,因為它最後編寫,其內容也是關於人類歷史的末世的。《使徒行傳》、《希伯來書》和“其他書信”則位置不定,直到後來才最終確定了次序,成為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樣子。1

    《新約》各卷依當前順序排列的基本依據如下:排在最前面的是四部福音書,因為這些福音書是基督教創始人耶穌的生平傳記,而耶穌則是《新約》之所以存在的原因。《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這種排列順序,與多名早期教父認同的編寫順序相符,儘管通常認為《馬太福音》使用了希伯來語方言並可能未達到成熟福音書的標準。即使《馬可福音》成書時間最早(大部分現代學者都以為有充分理由認定這一點),但人們還是比較容易把《馬太福音》排在第一位,這是因為它是四部福音書中猶太色彩最濃厚的,與《舊約》的關聯也最大。

    四部福音書之後便是《使徒行傳》,因為此卷介紹了耶穌死亡和復活之後其門徒的衍生情況。再往後,將所有使徒書信歸為一類,以保羅書信為開端。保羅為第一代基督徒中最有影響力的一位。在保羅書信中,除了因收信人相同而放在一起,其餘各篇都是依其篇幅長短排列的。(《加拉太書》也是一個例外,它其實略短於位居其後的《以弗所書》。)致教會的信在先,致個人的信在後,每篇都按照這方式排列。《希伯來書》的原作者身份自該書誕生之日起就未得到確定。由於一些人認為原作者是使徒保羅而許多人認為不是,因此《希伯來書》緊接在保羅書信後面,而不是按篇幅長短插入其中。所謂的“其他書信”則按照書信作者在耶穌運動最初幾十年中的重要性或突出性進行排列。雖然彼得是一世紀60年代羅馬的首任主教,重要性最終會超過耶穌的同母異父兄弟雅各,但在後世基督徒眼裡,雅各是早期耶路撒冷教會眾位長老中的領袖,因此他排在第一位。彼得緊隨雅各,之後便是約翰(在“使徒行傳”中的一些地方我們能看出,他是彼得的親密同伴),排在最後一位的是猶大,依成就而論,他不如前面的三位突出。2

    關於《新約》正典究竟包括哪些經卷,人們一直未達成一致,直到公元367年,亞他那修(Athanasius)頒佈復活節主教通諭之後才結束了這種局面﹔後來,這27卷正典在公元393年的希坡會議(Council of Hippo)和公元397 年的迦太基會議(Council of Carthage)上得到正式認可。雖然古代的很多証據都已經永久丟失,但是今天我們至少能部分地看出《新約》正典的確定過程。在公元二世紀中期,由於基督教中出現一些異端分支(其中最有名的是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和馬吉安主義[Marcionism]——(其教義觀點使《舊約》中邪惡的神與基督徒眼中仁慈的耶穌之間形成對抗關係),因此驅使了使徒傳統的虔誠傳人開始把他們認為具有獨特默示和權威性的經卷逐一列入正典書目。隨著羅馬帝國對基督教迫害的加劇,尤其是到了三世紀,基督徒必須認真地考慮決定,他們願意為哪些經卷而捨棄自己的生命。

    人們似乎從未就是否接受四福音書、《使徒行傳》、保羅的十三封書信(書信開頭都含有保羅的名字)、《彼得前書》或《約翰一書》進行過辯論。然而,最終“擠入”《新約全書》的其他七卷經文則被各種問題包圍著。《希伯來書》的作者是保羅還是其他人?雅各與保羅是否在信心與行為的問題上有所衝突呢?《彼得後書》與《彼得前書》的風格和內容完全不同,那麼《彼得後書》的原作者是否為彼得呢?《約翰二書》、《約翰三書》和《猶大書》就其篇幅和重要性而言是否達到了編入《新約全書》的標準呢?而人們又該如何解讀《啟示錄》呢?

    儘管存在上述疑問,這七卷經書最終仍被編入了《新約全書》。在二世紀晚期,“穆拉多利正典書目”(Muratorian canon)中列出了21卷經書﹔在三世紀前期,特士良則列出了22卷。大約在同一時期,俄利根(Origen)提到了所有27卷,但其中6卷存在爭議。在四世紀前期,優西比烏(Eusebius)同樣列出了所有的 27卷經書,並在討論針對某些經卷的疑問時引用了俄利根的書目作參考。

    與此同時,人們偶爾會提議接納少量其他經卷並給予它們與27卷正典同等的地位。大體上符合正統教義的《黑馬之牧人書》(Shepherd of Hermas)和《巴拿巴使徒書》(Epistle of Barnabas)便是受人推崇最多的兩卷,儘管其推崇程度還遠遠不及27 正典中那些有爭議的經卷。教會最終決定將《巴拿巴使徒書》排斥在正典之外,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其中包含的反猶太主義內容。另外,這兩份書信反映的是來自二世紀的使徒教父文集的創作,人們認為使徒教父文集的其他一些部分創作時間似乎晚於 2 世紀,並且其權威性低於組成《新約》正典的一世紀作品。

    事實上,當時從非正典中篩選出正典的標準主要有三。首先且最主要的一條標準是使徒性 — 文獻作者必須是一位使徒或者與使徒關係密切的人 — 這一標準事實上便把入選經卷的成書時間限制在基督教歷史時代的前一百年內。第二條標準為正統性,或者說與先前公佈的《聖經》經文不相衝突,其中最早的就是被基督徒稱為《舊約》的《希伯來聖經》。早期教會使用的最後一條標準是大公性 — 在整個教會範圍內被一致採用(或者至少得到了廣泛流傳)並與整個教會產生關聯。由於這一標準,諾斯底主義等其他一些派別的經卷便被排除在正典之外,它們只被其始創教派接納。3

    現代歷史修正主義者在談及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在其最初形成階段對待正典外文獻的態度時,通常會使用諸如“抑制”或“審查”這類詞匯,仿佛歷史上曾經有一段時間某個地方的一些所謂基督徒群體接納了範圍更廣的正典書目,後來卻被大多數信徒刪減成現在的樣子似的。但事實卻遠非如此。正典的涵蓋範圍實際上經歷了一個由少到多的擴展過程。也許某些地方的諾斯底教派信徒曾經把他們獨有的經卷置於和《聖經》同等的地位上,但即便如此,相關証據也已經丟失。我們現有的証據表明,儘管諾斯底經卷在該教派群體中起過獨特的作用,但它們從未正式被編入最終的《新約》正典中。4

    儘管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至今仍然在《舊約》正典篇目問題上存在分歧,但這兩個基督教分支以及東正教對於《新約》正典的內容都持一致意見。十六個世紀以來,基督教內部從未就《新約》正典的範圍發生過重大爭論。基督徒堅信這二十七卷經文屬於《新約全書》,而其他古代作品被排除在正典外是有其充分道理的。

     

    注釋:

     

    1詳細內容參見保羅•D•韋格納 (Paul D. Wegner)著,《從文本至譯本》(The Journey from Texts to Translations,大瀑布城:Baker出版社,1999年)。

    2對《新約》經卷的排序問題論述最為詳細的著作是威廉•法默 (William R. Farmer) 和丹尼斯•法克斯法利 (Denis M. Farkasfalvy) 共同創作的《新約正典的形成》(Form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Canon,紐約:Paulist出版社,1983 年)。

     

    3關於其歷史沿革和涉及到的因素,參見布魯斯 (F. F. Bruce) 著《聖經正典》(Canon of Scripture,Downers Grove:InterVarsity 出版社,1988 年),117-269。第四條標準無疑為聖靈的見証,但是由於該標準的主觀性更強,不同的群體聲稱自己更信賴聖靈,便會產生相互矛盾的結論,這就須要使用一種更為客觀的標準來檢驗這些結論。

    4有關基督教歷史早期被編入《新約》或被排除在外的經卷的詳細清單,參考李•麥克唐納 (Lee M. McDonald) 和詹姆斯•桑德斯 (James A. Sanders) 編著的《有關正典的辯論》 (Canon Debate,Peabody:Hendrickson 出版社,2002 年),59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