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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督教環境主義:用塑料還是用紙

    作者:福雷斯特 M 米姆斯 III

     

    空氣和水的質量是在惡化還是在改善?我們的星球真的是在變暖麼?如果是的話,那變暖的原因是人類活動、自然循環還是兩者兼有?這些問題只是眾多有着困惑甚至矛盾答案的環境問題中的一些而已。環境問題如果得不到妥善處理,通常將造成潛在的不良後果,而這會讓非專業人士處於兩難境地。我們當如何從那些被隱藏議程和刻意誇大所影響或控制的信息中分辨出客觀的環境信息?我們該相信誰?我們該如何反應?我們真的可以挽救我們的地球麼?

     

    有組織的福音派基督徒在2005年以前向來對環境問題不甚關心。但現在一些福音派組織卻十分積極的鼓勵“環境侍奉”甚至發展到環境行動主義。“環境侍奉”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但是一些基督教徒過於偏激而將某些特定的環境立場同聖經教導的誡令結合起來。福音派環境網和其刊物《關心被造物》雜誌就已經以“交通是一個道德問題”為由公開聲援氣候變化立法,並將矛頭直指轎車和休閒越野車。

     

    耶穌會開什麼樣的車”不是一個惡搞類的網站。它是一個嚴肅的(儘管會有些有趣的)聖經與環境教義的集合,後者中的一些或是主觀臆斷的誇大或是依據不確定甚至是不足信的信息。對於“耶穌會開什麼車”作出的斷言:“污染所造成的全球變暖的威脅違反了大使命、金律和聖經里關於關懷“弱小者“的教導,從而否認耶穌就是主以及他通過他濺在十字架上的鮮血讓人類與神重新和好這些事實 ” (歌羅西書1:20 ),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應當做如何反應呢? (“耶穌會開什麼樣的車”資源網)

     

    是否開某種特定的車會否認耶穌是主是留給神學家,哲學家或者是心理學家的問題。調查汽車污染和全球變暖這些問題則更簡單一些。首先就讓我們來看看關於二氧化碳(也就是“耶穌會開什麼車”運動矛頭所指的核心污染物)排放的相關數據吧。

     

    據美國能源部能源信息局稱,美國火車、汽車、卡車和船類交通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佔到2004年度美國能源類二氧化碳排放(美國2004年度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33%。汽車燃油類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佔到了交通類排放量的60%。也就是說,2004年汽車燃油類排放量總計達到全美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19.8%。又據能源部統計,家居類二氧化碳排放量佔到全美排放總量的21%。這樣一來不難發現,源於居家使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車用汽油類運用造成的排放量其實還要稍高一些。

     

    這就向“耶穌會開什麼車”運動提出了有趣的、現實的和神學類的問題。如果說開某種特定類型的車就算否認了耶穌的主的地位的話,那麼我們洗熱水澡,在壁爐里燃木,夜間使用電燈,打開空調或暖氣,燒飯,用機器洗衣和干衣以及修剪草坪是否也都是否認了耶穌是神了呢?畢竟上述以及其它的一些家居慣常的活動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比燃油類交通工具排放的還要多呀。

     

    節約可以縮減汽油進口量,節省開支,同時也可以減少空氣污染。簡而言之,節約是一種負責任的“環境侍奉”方式,也切實可行。但是它對全球變暖的影響卻不是很確定。儘管越來越多的科學家相信大氣中不斷增長的二氧化碳量是全球變暖的主要促進因素,這還遠非定論。例如,《自然》雜誌刊登的近期研究成果就發現此時的太陽比過去8000年的任何一個時候都要活躍。其它的自然循環類現象也在全球變暖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亂砍亂伐和其它土地利用的變化也在促進全球變暖。城市、鄉鎮以及連接它們的公路等造成了“熱島”效應,從而引起顯著的本地,甚至是區域性的暖化現象。

    科學家們最不確定的是大氣中的水蒸氣、雲和微粒在全球變暖中起到的作用。水蒸氣實際上是比二氧化碳威力還要劇烈的溫室氣體。如果大氣中沒有了由水蒸氣所阻滯的暖空氣,地球將陷入冰窖,大洋都會冰封。暖空氣比冷空氣更能吸附水蒸氣。增多大氣中的水蒸氣含量可以留住更多的熱,從而增高溫度;但從另一方面說,加大了水蒸氣含量又不可避免的增大雲層厚度,從而又將減少可為地球加溫的太陽放射線的射入。此類種種尚未被理解的機制之間的相互作用促成了全球變暖模式的不確定性。大氣中微粒的存在亦是如此。因為微粒既可以反射陽光(冷化效應),又可以吸收陽光(暖化效應)。

     

    冰川融解似乎是地球變暖的有力證據。真的是如此麼?讓我們來看看北美最大的阿拉斯加白令冰川吧。根據美國宇航局地球觀測網的數據,過去一個世紀逐漸升高的溫度和降水的變化已經將白令冰川整整削減了幾百米,從1900至今其已經退後了近7.5英里。

    似乎將大規模的冰川融化歸咎於全球變暖是順理成章的事了,但是細細審讀一下溫度記錄就會發現其它的某些因素一定也在發生着作用。從1909以來白令冰川兩側的溫度就一直持續地被測量着,而根據冰川兩側的溫度記錄並沒有發現在地球其它地區所觀測到的明顯“熱”或“冷”的勢頭。那麼為什麼巨大的冰川在持續融化後退呢?

     

    美國宇航局全球變暖首要宣揚者詹姆士漢森指出煙灰也許正在造成全球冰雪的大面積融化。煙灰的主要來源包括全世界的農業火源、中國的燃煤發電廠、印度的炊火以及阿拉斯加、加拿大和俄羅斯的大面積森林火災。這些火源造成的煙塵在美國宇航局的衛星圖像上清晰可見。煙塵在冰川融化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在某一天也許會被視作一項重大發現,特別是因為它能夠解釋諸如白令冰川等冰川在周邊沒有任何暖化勢頭的情況下仍然在融化這一現象。同時,全球變暖倡導者繼續宣稱冰川融化是由於變暖單獨引起的。

     

    這就將我們引到了全球變暖幅度這一問題上來。因為用於決定溫度趨勢的測量的準確性尚且存在着很大的爭議。核心問題是世界範圍內許多專門測量溫度的工作站都被一些可能會造成人為升溫效應的設施所包圍着。建立氣候模型的研究人員門也試圖去除這種熱島效應,但是在成功性上仍存在爭論。

    這一問題被在美國氣象學協會公告上所發表的一篇近期科學論文闡述得相當透徹(論文的題目是《地表天氣觀測站的微氣候暴露:對評估長期性溫度趨勢的啟示》2005)。大氣科學家克里斯托弗A戴維和羅杰A皮爾克訪問並拍攝了向國家天氣服務中心提供溫度數據的57家鄉村天氣觀測站。他們發現這其中只有極少數的站點與可能對溫度指數造成影響的建築、公路、礫石和其它事物保持了適當的距離。於是他們得出結論,“這對構建長期性氣候記錄構成了一個潛在的問題”。

     

    戴維-皮爾克研究報告進一步印證了以下疑慮,那就是歷史溫度記錄的準確性比我們原先認為的要存在更多的問題。試想如果在一個現代溫度觀測網絡中也只有為數很少的站點能夠提供可靠的數據,那麼我們又怎麼能相信過去的測量呢?或者過去的一些測量方式可能會比現代的手段來得更好些麼?

    來看看由托馬斯杰弗遜在弗吉尼亞州蒙特塞羅觀測和保存下來的1810年到1816年的溫度記錄以及由鄰近的東南地區氣候觀測站保存的從1982年到1994年的現代溫度記錄。這是個鄉村觀測站點。現代平均溫度(13.2 攝氏度)僅僅比杰弗遜觀測的平均溫度高0.1攝氏度。十分有趣的是杰弗遜相信他當時時代的溫度比羅馬時代的溫度還要高些。更加有趣的是,杰弗遜的數據並沒有顯示出現代溫度和他那個時代溫度之間發生了重大的暖化現象。

     

    一個看起來十分簡單的問題詮釋了環境問題的複雜性:整個環境會因為我們用一個紙杯喝水還是一個塑料杯喝水而受益麼?塑料杯子製作原料來源於石油,它不會在填埋中降解;而紙杯造價會更高,但其製作原料來源於木材-一種可以再生的資源。這樣看起來,似乎我們就應當用紙杯喝水,對麼?

    加拿大科學家馬丁霍金在其發表在知名雜誌“科學”上的一篇論文中分析了這一問題(“紙對聚苯乙烯:一個複雜的選擇,”1991),並且作出結論說:生產紙杯消耗的蒸汽是生產塑料杯的12倍,消耗的電力是塑料杯的36倍,所需要的冷卻水的數量是塑料杯所需要的2倍。霍金還發現生產紙杯產生的廢水量是生產塑料杯產生量的580倍。生產一個紙杯還會比生產一個塑料杯造成更多的空氣和水污染。

     

    霍金的這項研究在環境學家中造成了很大反響,不同反應紛至沓來。儘管他論文中的一些數字已經做了修改以求精准,但他的“塑料杯比紙杯更加環保”這一基本結論依然成立。

     

    有很多故事證實了一些看似簡單的環境問題實際上是需要遠遠超越手頭問題本身的現實取舍和考量方可得出答案的。上述杯子的故事只是其中的一個而已。解決此類問題的總成本往往不為所知或者根本被忽略。“跟着錢走”的古老諺語在這裡依然適用,例如當行業組織及開發商與環境組織相互爭鬥之時,他們所有各方對爭鬥的過程和結果均有着金錢利益。接着又會有依賴污染而生存的商業從業者、政府規範部門、科學家以及籌款者。眾多生意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競相利用相關環境法律法規的規定挖掘商機。大學和科技學院向立志成為環境工程師和政府規範者的學生們提供眾多的相關課程和學歷計劃。科學家們相互競爭以求獲取政府撥款資助來研究環境問題。不錯,對環境問題地位的正面或負面誇大有助於為環境問題的各方面召集支持的力量。

     

    比較於塑料杯和紙杯的相對益處來說更加重要的一個環境問題是個人交通問題,因為它污染空氣以及需要昂貴的公路承載。得益於美國潔淨空氣法案對於發電廠及汽油,柴油動力交通工具排放量的強制性規定,美國的空氣質量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潔淨空氣法案又存在過於強硬的一面,它會對一些“無辜”的社區以違反空氣質量規定為由進行不當的懲罰;所謂“不當”是因為這些社區不是污染的源頭,源頭往往來自相鄰的各州。

     

    儘管法案在原則上對源自美國境外的空氣質量污染行為不作處罰,但它卻採納了一項拿破侖式法治原則:各城市在能夠證明自己無辜之前都是有過錯的。正如得克薩斯州的居民們在1998年所見證的那樣,這對城市來說不是個小任務。政府相關管理部門已經習慣了對那些沒有放火和製造發電廠煙霧而只是“無辜”地處於火災和煙霧下風處的城市照樣進行制裁,於是他們在當得克薩斯因為源自南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大火而“無辜”地違反了關於臭氧的相關規定時,仍然不願意對其寬恕。最終眾多請願書和各種研究調查被需要來說服他們過去發生的大規模煙霧事件確實上可以造成臭氧狀況變化而違反相關規定的。

     

    對那些並沒有直接違反空氣質量規定的行為者依然進行懲罰不是從公眾處博取環保事業支持和同情的辦法。依我多年的環境監測和在兩屆政府空氣質量委員會供職的經歷,社會大眾也不是輕易能被環境虛假信息和刻意誇張所真正爭取過去的。

     

    在環境行動主義者,產業,農業,發電廠運營者,以及能源和資源消費者之間還是存在着廣闊的中間地帶的。也許各方最好都可以仔細地審視一下各自的位置所在,因為負責任的和有科學依據的環境侍奉政策可以改善空氣和水的質量,節省開支以及在不影響經濟發展的情況下減少石油的進口。讓我們希望正在崛起的福音派環境運動也可以審視一下自己的位置,因為那些宣稱僅僅因為某項特定的環境計劃沒有被遵從就算是否認了耶穌是主的教徒們實際上提出了遠遠超出環境侍奉政策的基督教處理方式的棘手的神學問題。

     

    在一個充滿矛盾的需求和有限的資源的世界里,不存在完美的環境問題解決方案。明智的基督教環境主義應承認一些必要的權衡取舍是不可避免的,並能考慮所有相關的數據,去爭取最好最全面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