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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揭穿斯科普斯“猴子審判”的陳腔濫調

    愛德華 西森

     

    無論何時,只要出現針對達爾文進化論的真實性的挑戰,科研机构及其同盟軍就會抬出斯科普斯猴子審判。他們的立場是:如果一本自然科學的教材已經被科研机构認可,比如斯科普斯用來教授進化論的教材,那么國家就不應該對該書的內容進行“審核”。

     

    斯科普斯猴子審判在論辯中所起的作用及其顯著,我因此購買了抄本复印件;斯科普斯所用的《亨氏普通生物學》教科書的副本以及与該教科書同步的實驗指導的副本。不同于電影《向上帝挑戰》富有偏見的展示,回顧這些原始資料的确令人大開眼界。

     

    在斯科普斯的審判中,沒有任何涉及達爾文進化論正确与否的判決或定論。控方指出,即使達爾文的理論正确,田納西州相關的法律也禁止對其進行教授,這點法官予以認同。因此,其理論正确与否并非本案的關鍵。非常明顯的就是,達爾文進化論正确性以及支持其正确性的證据從未遭到嚴密的詢問。斯科普斯的律師們展示了大量的書面陳述。這些陳述來自七位科學家,他們認為達爾文的進化論是對地球生命多樣性的正确解釋。控方試圖取得許可對五位前達爾文主義科學家的陳述進行嚴密詢問。盡管這些陳述已在法庭公開宣讀,但這一舉動仍遭到克拉倫斯達羅以及其他辯方律師的反對,法庭也對之予以拒絕。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盡管通常認為這個案例是用以反駁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證据,從理論上說,原教旨主義也不是這個案子的關鍵。田納西州州法并沒有要求宣揚基督教。州法僅僅是禁止教授達爾文的進化論。

     

    然而,達羅和辯方律師團希望把原教旨主義變成案子的關鍵,而且他們成功了。控方律師威廉詹宁斯布萊恩同意接受達羅詢問其個人對于《圣經》的解釋(在影片《向上帝挑戰》中,這場著名的檢驗被錯誤的說明),但條件是達羅必須同意他對其進行關于進化論證据的詢問。法官同意在達羅詢問布萊恩之后,布萊恩才可以對達羅進行詢問。布萊恩為了能夠對達羅進行詢問而達成的這個協議,實際上是為在斯科普斯審判記錄中添加些許對達爾文進化論進行批判的最后努力,以便抵消片面的、穩如泰山的親達爾文主義者的陳述。

     

    但是,令布萊恩感到惊訝的是,達羅在對他進行其著名的詢問之后宣布他無法辯護,并請求法官提請陪審團給斯科普斯定罪。本質上說,達羅把對斯科普斯的訴訟變成了定罪,但是,通過要求對其委托人進行“直接判決”的技術手法,達羅避免了斯科普斯自動喪失上訴權。對斯科普斯的訴訟變成定罪,這一有效的轉變塵封了證据,并且使布萊恩對達羅進行進化論問題的詢問化為泡影。

     

    達羅所稱事實上無法辯護的聲明顯然是虛假的。事實上,約翰斯科普斯從未教授過進化論;計划教授進化論的那天他生病了,所以他沒有發表任何講演。他事實上沒能教授進化論,這是無懈可擊的辯護證据:斯科普斯是無辜的,任何一個真正代表斯科普斯的利益而不是代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利益的律師都會十分強調這個顯著的事實。(控方也應受到指責,應為檢控官也知道斯科普斯從未發表任何講演。)

     

    此外,達羅在對布萊恩進行詢問之前就能很容易的放棄辯護;事實上,達羅在對布萊恩進行詢問之后才請求定罪的目的自始至終就是想利用布萊恩來打擊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而后避免對達爾文進化論造成任何沖擊。

     

    這場斯科普斯猴子審判的結果是,科學家們提出的有關達爾文進化論的例子在審判中沒有受到任何沖擊,他們提供的資料是否真正支持達爾文理論的正确性也沒有遭到質疑。而且在上訴審理時,人們也沒有對科學家們的論据進行重新考察。達羅在學術問題上贏得了上訴,法庭在評估罰款時打破了技術上的規定。

     

    然而,田納西高等法院法官查姆利斯在其受理上訴的同意意見書中寫了寶貴的評論,指出斯科普斯的律師們顯而易見帶有范德貝爾特大學的瑞肯教授供詞之特色。

     

    “總而言之,進化論理論本質上是教授生物學…。不讓生物教師使用(進化論)進行教學造成的混亂就像試圖在以太不存在的假設下教授物理學。”

     

    誠然,現在沒有任何一所中學在“假設以太存在”的條件下來教授物理學了。這個概念在數十年前就已廢棄。事實上,“以太”概念的廢除加速了物理學的進步。生物學的進步很可能也會隨着達爾文進化論的廢除而加快。

     

    達爾文進化論逃避合理的嚴格檢驗是長期存在的。劍橋大學天体物理學教授弗雷德豪伊爾先生在其批判達爾文學說的著作《進化論的數理學》中寫道:對達爾文進化論的科學挑戰“從來沒有得到合理的听取意見”因為“日益發展的大眾教育体系(自達爾文時代迄今)為思想的盲從者提供了机會。他們堅信自己胜過持不同意見的人,對于棘手的證据從不討論,對于有差异的事實堅決壓制。”

     

    通過考察斯科普斯的教科書,即《亨氏普通生物學》,引發出另一個重要的教訓,那就是科研机构是否應該得到在校人員如此程度的尊崇以致于他們決定在學校中應該教授什么。《亨氏普通生物學》与其同步的實驗書都包含着优生學的部分。書中是這樣介紹优生學的:“ 如何优生的科學叫做优生學。”當時的科研机构完全支持优生學的“科學性”。科研机构的認可意味着在學校里教授优生學。

     

    這就是那時的科研机构讓在校生學習的東西。斯科普斯的教科書,即亨特的《亨氏普通生物學》,把人類按照优劣等級分成五個种族,并所得結論是:“所有類型中最高的類型是高加索人,以歐洲及美洲的文明的白人居民為代表。”《亨氏普通生物學》宣稱犯罪和道德敗坏是遺傳的,并在家族中蔓延,并且“這些家庭成為社會的寄生虫. . . 如果這樣的人是低等動物,我們和可能會消滅他們. . . 我們确實有辦法在收容所或其他的地方隔离兩性交往,并以种种方式來組織同混合這樣一個低等退化的种族蔓延下去的可能性。”實驗書第160題要求學生用遺傳圖表“來決定一些在身体和精神更好的种族的方法,”一本“給教師的注解”講到“孩子處于可接受的年齡并且在情感上對在這里所涉及的重要課程抱着開放的態度。”

     

    當然,這一切都被當今的科研机构所公開譴責。因此,就是這本斯科普斯所使用的教科書---就是同一本當今的科學机构宣稱斯科普斯早在1925年就應該能不受國家任何干涉的使用的教科書---包含着當今的科研机构所拒絕的內容。优生學象“以太”一樣曾經被認為至關重要,也從課程中消失了---“消失到以太中去了,”有人這樣說。但是雖然這些理論喪失了,但是科學仍在不斷的健全。當達爾文的進化論也消失到“以太”中去的時候,科學也將保持健全。

     

    因此,最重要的問題在于,對于那些雖然有多方面且迅速積累的錯誤但在教科書中卻存在多年的范例,世界上其他的人在決定拒絕它們時是否應該等待科研机构的确認。

     

    如果我們回溯到1925年并反躬自問,假如當時田納西州立法允許教授科研机构要求的优生學,但是同時也教授對优生學构成沖擊的理論,那么,是否今天所有的人都會對州里做出這樣的立法的遠見卓識而拍手稱快呢?我們大家是否都同意: 假如因為科研机构的堅持就要在我們的學校教授諸如优生學這樣的“科學”,那么同時也教授在那門“科學”中的瑕疵是合宜的呢?

     

    能夠制定類似上面那樣的法律,需要對教授諸如优生學這樣的“科學”提出質疑,它表明,能夠決定在學校教授何种課程的人不應該成為科研机构的奴隸,不能隨時隨意地對科研机构的要求唯命是從。相反,大眾---他們沒有能夠并且确實影響科研机构成員判斷的制度上的動机和偏見---有全權在科研机构質疑其理論之前就對該理論提出質疑。這樣的方式在政府能夠對民眾日常生活造成顯著影響的其它領域也應該被普遍接受:比如,我們在滿怀敬意地聆听軍事官員宣布需要更多武器的同時,也在等待民選代表作出最后的決策。

     

    因為集資的几千万美元和几千万儿童的教育危在旦夕,所以,資金的接受者和教育的承辦人理應受到尊重,但是我們卻不能讓他們擁有對其資金和自身工作的最終發言權。他們并不像他們自夸的那樣脫离了利己主義的偏見。在很多情況下,對我們家長來說,雖然科研机构聲稱他們的主張是為了孩子好,但是他們也不免為利己主義愿望所感染,他們希望孩子們相信他們所相信的所有事情,進而滿足他們的利己主義愿望。達爾文主義者聲稱一切生命是由生存這個無法抗拒的驅動器(必然意味着強力這個驅動器)推動的,他們确實難以舉出一個免受他們所稱的控制生活的強力控制的特例。相反,我們可以證明他們顯而易見對其所极力倡導的理論的效用可能持怀疑態度。在民主社會,這些事情最后必須由提供資金和生育、哺養在公立學校上學的孩子并支付其費用的家長來決定。學校董事會應該嚴肅考慮鼓勵編纂恰當的課程材料,以便為學生提供表明達爾文理論缺陷方面的素材和分析---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缺陷,指出這些缺陷的教學甚至會引起學生們怀疑達爾文的解釋是否正确。

     

    愛德華西森---在進化論/智能設計方面的工作簡介

     

    愛德華西森,1977年榮獲麻省理工學院建筑學專業理學學士學位,1991年以优等成績畢業于喬治敦大學法學中心。 2004年在《罕見的异議:發現達爾文主義難以置信的知識分子們》一書中發表了一篇論文,2005年參与了堪薩斯州“進化論听證會”,在“達爾文怀疑者”一邊。在南卡洛萊納州格林維爾召開的“罕見的异議”會議上發表講話,出席了波士頓大學有關智能設計論戰的“大辯論”。作為法律顧問,代表卡羅琳克洛克教授為其教授大學理科學生達爾文主義的缺陷的權利進行辯護。2006年成為愛荷華州研究所(一個旨在進行与智能設計科學理論相關的科學實驗的新型非營利性机构)(義務)執行董事。